受害者会对罪犯产生情感，甚至会不顾一切地帮助罪犯，这种情况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在现实中却真真切切地出现了。

那是1973年8月的一天，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：两名罪犯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，与警方对峙了整整130个小时。

最终，罪犯因为抵挡不住警方施加的强大压力，选择了投降。四名人质被安全解救，可他们却没有对罪犯表现出厌恶、仇恨等情绪。相反，他们对罪犯十分同情、怜悯。为了保护罪犯，他们拒绝向警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，后来他们还决定筹集一笔资金为罪犯聘请律师，以应对法庭控辩。

更让人不理解的是，一个女人质还爱上了其中一名罪犯，哪怕罪犯要服刑，也愿意先和他订婚……

人质们这些奇怪的表现引起了心理学家的注意。他们对此案件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发现人质是陷入了一种心理障碍，才会对罪犯产生好感和依赖性。由于这个案例发生在斯德哥尔摩，所以这种心理障碍被命名为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，也叫“人质情结”。

当然，这种心理障碍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会出现，具体来看应包括以下四条。

其一，受害者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受到严重威胁。

其二，受害者产生过完全的绝望情绪，认为自己没有可能逃脱险境。

其三，罪犯对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，而受害者对此十分感激。

其四，罪犯对受害者的信息获取渠道进行了限制，使受害者只能知道罪犯想让他们知道的信息。

当上述条件全部出现时，受害者的情绪和心理会从最初的惊慌、恐惧发展为绝望、无助、迷茫；与此同时，他们对罪犯的情感也在发生着变化，会因为自己的生死完全掌握在罪犯手中，而对罪犯产生一种错误的依赖感和崇拜感。

如果此时罪犯表现得并不是那么穷凶极恶，受害者的心理天平更是会向罪犯的方向慢慢倾斜，甚至对罪犯产生同情心，觉得罪犯是有“不得已的苦衷”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。更严重者会与罪犯深度共情——将罪犯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，将罪犯的安危等同于自己的安危，于是他们会情不自禁地保护罪犯，乃至对罪犯产生一种畸形的爱意。

尽管医学界并不接受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为真正的疾病，但当人质获得解救后，还是会被送往精神科接受治疗，以调整失衡的心态，重新认识自我，发展个人潜能，不再屈服于难以忍受的现实状况。

当然，治疗的关键还是在受害者本人。想要真正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找回原本正常的生活，受害者应当积极恢复与外界的信息往来，并要尝试接纳他人的帮助和安慰，才能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，摆脱对罪犯的错误认知，解除对罪犯的情绪依附。